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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敬梁
平面设计师,在设计与艺术之间游走。
多个天猫项目设计,在视觉中国茶包装获奖,专注书籍装帧设计、内文排版、画册、包装设计,活动策划布展。

導讀 風、血與詩──感受群眾,才能理解群眾
詹偉雄 文化評論人

公元1789年7月14日傍晚,巴黎暴民攻破了君權象徵的巴士底獄,典獄長 Bernard-René de Launay被活捉遊街,準備遞送到市政廳前處決,沿途,不少的民眾用隨身的武器戳刺他,在抵達目的地前,de Launay幾乎崩潰了,他掙扎著高喊:「夠了,讓我死吧!」也就是這一用力,他的腿踢中了一位圍觀者的小腹,這時群眾便開始鼓譟,要這位民眾立時殺了他。

勒龐的《烏合之眾》一書,引述了法國大革命史學家(應該是Hippolyte Taine)的記述,是這麼描繪這幅殺戮場面:

「他是個失業廚師,無聊的好奇心使他來到巴士底獄,想看看這裡究竟發生了什麼。因為大家都這麼認為,他也認為這是一種愛國行為,甚至覺得自己應該得到一枚勳章,獎勵自己手刃惡魔。他拿著一把借來的刀對著裸露的脖子下手,但是刀有點鈍,怎麼都割不動,於是他從兜裡掏出一把黑柄小刀(作過廚師,應該對切肉很在行),成功完成了任務。」

當一個人身處於亢奮的群眾之中,成為了群體的一份子,這個人就不再是孑然一身時的那個人了,他會展露出前所未有的想法和行動,遠遠偏離人生軌道,這是《烏合之眾》一書的主要意旨,當然,勒龐還會加上一句:群眾永遠比個人愚笨得多,「不是整個世界比伏爾泰更聰明,而是伏爾泰比整個世界更聰明」;雖然弔詭的卻是,歷史的進程往往還得靠著這種本質愚蠢的群眾運動來推進,「激發人類走上文明之路的不是理性,而是充滿激情與膽量的幻想」。

《烏合之眾》一書出版於1894年,英文版於一年後上市,兩種版本都成了市場暢銷書,可以想見,整個十九世紀歐陸革命的動盪,加上各地區國族國家獨立的起義風暴,使西方見識了群眾運動巨大的能量,不論是從中得益的革命家,或是於其中受苦的市民階級,都積極地想理解這神祕難解的暴風如何生成、怎麼運作,又如何能去蕪存菁、化害留利,使群眾能為己用,或至少能降低其狂野非理性的一面,而保留其創造式破壞的一面。

對勒龐而言,他當然是個站在「烏合之眾」對面的知識份子,雖然他對法國的教育有很多的批評,但觀諸他一生的所作所為,顯然仍是以身為「啟蒙之子」的法國伏爾泰信徒為職志的,《烏合之眾》是他對法國十九世紀城市中的暴民所作的社會心理學研究(直接的情感因素是他目睹1871年巴黎公社的暴力起義事件),而在完成這部小書後,他轉而把研究旨趣轉向放射性元素,據說還差點於1903年獲提名角逐諾貝爾物理獎,他的一生中,明顯地嚮往著一間寬大穩頓的書房而非硝煙四起的街頭,這樣的智識歷程,遠遠不同於撰寫《悲慘世界》的雨果,或者熱切肯定巴黎公社革命的馬克思。

但我們也可以這麼說:正是他對群眾的由衷不安,方才使他能捕捉到群眾運動中撲朔迷離的幾個特質,並且以極其動人的修辭表達出來。譬如說他對群眾運動中領袖人物的解析:「群體成員缺乏意志,會本能地轉向意志堅定的人,因為他們身上具有群體成員身上缺乏的品質」,便啟蒙了二十世紀的希特勒,《我的奮鬥》這一本自傳直接由勒龐的指引中取材,從都會魯蛇心理的陰暗反面打造出光芒四射的時代偶像,召喚了上千萬德國人成為納粹信徒。也或是由於其面向歷史與現實中的真切恐懼,勒龐才能深刻觀察到「民眾>群眾>暴民」的因果關係,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而非偶然:「群體中,愚蠢、無知和心懷嫉妒的人,會擺脫自己卑微無能的感覺,從而產生殘忍、巨大的短暫力量」。當然,他對群眾們雷霆萬鈞劃破時代場景後、煙火散盡後的個人滄桑運命,也是洞燭機先的,他最常被後世人引用的一句話便是:「群體中的個體,彷彿是空氣中的塵埃,可以被風吹到任何地方。」

二十世紀是一個群眾運動更加奔騰的世紀,有趣的是,支持《烏合之眾》於西方書肆常賣的,不是群眾或學者,而是各色各樣希望能召喚起群眾運動的政治行動家;二十世紀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的抬頭,也不再把《烏合之眾》看成是一本具有嚴謹意義的學術著作,勒龐思想中的生物決定論、父權偏見與歐洲中心主義也愈來愈不政治正確;在社會「集體意識」這個研究議題上,勒龐法國同胞涂爾幹所著的《社會分工論》與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》,以其對日常生活更穿透性的理解,明顯地在知識地圖上具有著更廣大的說服力和啟發性。那麼,身處在一萬多公里距離之外、一百多年時光之遙的台灣讀者,再來讀這本《烏合之眾》的理由會是什麼?

五十多年前,美國社會學結構功能論大學者墨頓(Robert K. Merton)於《烏合之眾》英文版寫的導讀中,指明了勒龐的這本小書,有著三個開創性的價值,其一,他指出「群體社會」即將到來,執政者會反過來聽從主流民意來施政;其二,群體當道,平庸和低俗的文化會成為最有價值的文化;第三,群體會成為歷史發展中無可替代的主要推動者。

雖然已半世紀了,墨頓所揭櫫的三個提醒對台灣讀者仍然有效,而且十分有效,因為台灣才剛剛進入民主化社會,在台灣的歷史上,民主的歲數還沒有超過三十歲,這樣的理解也就意味著:台灣史中的大部分的歲月都在潛意識裡渴望著「群眾」,也伺機召喚著「群眾」,唯其如此,我們才能夠推翻殖民者或極權政權,獲得民主,但坦白說,我們也因此而完全缺乏另一面對「群眾」的理解,吾人對群眾可能產生的暴力後果一無所悉,因為我們就貨真價實地承受著執政者施加於上的暴力,歷史上滿滿是鎮壓的血漬,從而使我們無從想像群眾也可能鮮血滿手,而且相較體制暴力更不可捉摸,但,雖然欠缺歷史經驗,網際網路與電視傳播所流轉的強大群眾獵巫氣息,或者各種平庸意見當道的決絕與剛硬,卻也是現世台灣人不陌生的群體壓力。

勒龐是一位看著巴黎街壘革命長大的小孩,他的恐懼,正是吸引人們閱讀《烏合之眾》的起點,唯有切身地穿過時代場景,才能把時代的一些氣息帶至外來者的面前,讓我們同時聞嗅到暴風、鮮血與詩,並心生些許警惕和反思。從這個角度看,《烏合之眾》(之於我們)具備著更多的文學性而勝於科學性,狄更斯的《雙城記》也寫法國大革命,但,請相信我,它不會比《烏合之眾》更扣人心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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